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是脱贫攻坚战决胜之年，我们将在今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扎根中国大地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前列的征程中，一批批浙大人扎根“三农”领域，贡献智慧才华。特别是近八年来，学校定点帮扶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彝族自治县，用心用情用力帮助当地百姓翻越贫困“大山”。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后脱贫时代，要如何推进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衔接，站在谋划“十四五”发展的窗口，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教授重磅解读我国“三农”发展和研究的未来走向。

脱贫攻坚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手段

不了解农村，何以了解中国？

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这从两个指标的下降即可略见一斑。

黄祖辉说，一是农村人口经过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已经大大减少，当前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占全国全社会劳动力的比重，已经从改革开放之前的66%下降到22%左右，“说明很多农民已经走向非农化，他们的收入也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状况得到很大的改善。”另一方面，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看，农业占整个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改革开放初期的33%降到7%左右，“这个下降并不意味着农业就萎缩了或者就不重要了，而是说农业的增长速度慢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比重的下降是现代化进程的一个趋势。”

新农村建设以来，我国农村面貌发生了巨大改变，环境、文化、生活状态等各方面都有明显改善。但在看到可喜成就的同时，黄祖辉认为，我国目前还面临着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差异，就是农民的收入尽管比过去增长了不少，但是仍然低于城市居民。“从总体上看，三农问题还是发展中的一块短板，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要先解决三农问题。”

可以说，贫困是我们国家三农问题中最难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脱贫攻坚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果，我国减贫对世界减贫的贡献率一度达到70%以上。

中国为什么能取得这样的成效？黄祖辉认为，这与我国显著的制度优势密不可分，也就是集聚全社会力量打脱贫攻坚战。

对口扶贫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浙江大学对口帮扶云南景东的政府顾问，黄祖辉见证了当地脱贫摘帽的全过程。他认为，浙大在助力脱贫攻坚中发挥了自身优势，尤其是发挥浙大学科门类齐全的科教优势，致力于产业扶贫、教育扶贫、医疗扶贫和消费扶贫，帮助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百姓增收。“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高校等单位积极参与到扶贫工作中，社会各界形成一股合力，为脱贫攻坚工程不断注入新能量。”

面向强国征程，三农如何聚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成功地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开发的道路。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从1978年的7.7亿减少到了2018年的1660万人，2020年也将完成全国的脱贫攻坚任务。

那么，决战脱贫攻坚后，还会存在贫困问题么？黄祖辉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他认为，今后的发展是从解决绝对贫困走向解决相对贫困，在后脱贫时代，国家要通过补短板，进一步建立长效脱贫的体制机制，比如改革农村的土地制度、集体经济制度以及公共服务和管理制度等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存在不少短板，这些短板现在看起来基本还是在农村。”黄祖辉表示，留守农村的老人小孩比较多，他们能得到的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不充分，此外相对贫困地区农村的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乡村振兴是农业农村工作的总抓手，伴随着国家现代化进程，具体分为三步：2020年，乡村振兴要取得重要进展，2035年，要取得决定性进展，到2050年全面实现乡村振兴。那什么叫全面实现呢？就是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要实现这五大目标，就要做到产业振兴、生态振兴、文化振兴、人才振兴、组织振兴。

比如，现在农产品直播带货很火热，从短期看，这种互联网手段对于欠发达地区的农产品销售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从长远来看，单靠一种形式是无法解决农产品走出大山走出田间地头的，最根本的还是要通过提升产业发展的质量来实现产业兴旺。

面向乡村振兴战略，未来三农研究该聚焦哪儿？

黄祖辉认为，三农研究要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发展阶段结合起来，研究新时代新阶段新问题。这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到底怎么构建现代农业？

对此，黄祖辉提出三个关键词，构建现代农业的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从产业体系看，现代农业不能简单地定位在第一产业，而是应该‘接二连三’，功能多样。做‘一产’农业的同时，也要做‘二产’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以及‘三产’的农业休闲产业。”而现代农业的生产体系就是指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要体现现代技术的装备、多种类型的适度规模经营和多元化的服务体系支撑。现代农业的经营体系则涉及到不同的产业组织和不同的经营机制的集成，如家庭经营、合作经营、公司经营以及它们之间的有机结合。聚焦研究这三个体系及其有机联系是把握未来三农研究的题中之义。

正如今年国庆中秋双节假期，大量城市游客涌入农村，黄祖辉认为，研究乡村生态环境问题十分重要，要着力把乡村的“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既要生态优先，又要绿色发展，做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高度统一。”与此同时，乡村人口和公共服务的空间优化和资源汇集，将是下一阶段让乡村焕发活力的重要因素。“要以城市来带动乡村，鼓励城市的资本、城市的技术、城市的人才融入乡村，以形成真正有竞争力的乡村市场主体。”

三农研究不只是学术问题

黄祖辉扎根三农领域研究长达40多年，他所在的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浙大“卡特”）是教育部首批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曾三次获评优秀。“卡特”是依托浙江大学优势学科农林经济管理一级学科基础组建的，同时又整合了校内多个相关学科的资源，以服务国家三农发展重大战略为导向，长期以来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当前，研究院围绕三农问题，开展品牌化、组织化、电商化等领域的创新研究，在三农领域打响了浙大的金名片。

一路走来，这位被大家称为“三农”教授的学者很是感慨。黄祖辉说，他把三农研究看成是自己的事业，倾注了毕生心血。“我一直说要真正研究好三农，首先要有情怀和意愿，要热爱农业，热爱农民，热爱农村。这个研究很辛苦，大量的时间就在农村。”他说，三农的研究对象就是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最基层的百姓，跟农民打交道也许不是很“时髦”，但是三农研究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关系到国家的现代化。

研究三农不能一蹴而就，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三农研究伴随国家现代化进程，所以要沉得住气，要能够坚持长期研究。”他认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也不可缺少，但更要结合国情。“中国的问题很多具有特殊性，其研究既需要运用现代理论和分析方法，但更需要与中国的国情结合起来。”

通过各种形式到农村去调研、去体验，这是黄祖辉认为做好三农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三农问题不光是个学术问题，也是一个国情问题，是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心、共同支持、共同研究的一块热土。

（来源：浙江大学人民号 文：卢军霞 柯溢能 吴雅兰 摄影：卢绍庆）